第三位对我母亲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她的三姐赵世兰。赵世兰是党内最著名的几位老大姐之一,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出色的党的工作者。大家也许熟知鲁迅先生写的《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刘和珍和赵世兰都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都是学生会的领导人。为了反对反动校长杨荫榆推行恢复封建旧礼教的种种倒行逆施,女师大学生开展了一场震撼北京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赵君陶和赵世兰姐妹自幼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长大成人后,同在北京读书,同时接受进步思想,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赵世兰还参加了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进入低潮时期,她俩都奉党组织之命先后回到四川成都,在她们二哥赵世双家里隐蔽下来,都以教书为生,伺机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主张。1935年,那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困难的年代,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许多党的地下组织遭受破坏,她俩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有一个叛徒,后来当了国民党的特务,在成都发现了她们,对她们进行追踪和威胁。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她们机智勇敢地与特务作斗争,终于化险为夷,逃出特务的魔掌。就因为这件事,她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大叛徒”,都错误地受到批判、斗争、抄家等种种折磨。赵世兰年老体弱多病,受不住这样身心的摧残,于1969年1月8日含冤去世。而那时赵君陶已被关进化工学院“牛棚”,正在接受批斗审讯。朱琳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见到婆婆。婆婆面容憔悴了许多,身体十分虚弱。对此,朱琳心如刀绞,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婆婆对朱琳说了一段被审讯的经过:专案组问她:“你丈夫都牺牲了,你为什么能活下来?”赵君陶回答:“如果干革命的都死了,哪里有今天革命的胜利。”正义的声音驳得那帮人哑口无言。朱琳深为婆婆的浩然正气所鼓舞。当赵君陶从“牛棚”里释放出来,才得知与她相依为命的姐姐赵世兰去世的噩耗,她决心竭尽全力在有生之年为赵世兰昭雪平反。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世兰的冤屈才得以昭雪,她的名誉和尊严得以恢复,而流芳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