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感谢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她是一位不寻常的母亲,首先,她是党的忠诚战士;其次,她又是一位慈祥而严格要求子女的母亲。她为了抚养我们兄妹,真可谓含辛茹苦,饱经磨难。父亲牺牲以后,她带着才三岁的我和遗腹妹妹从上海回到成都。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她既要随时防止特务的迫害,又要携儿带女自谋生计。我幼年时代是在成都二舅赵世双家度过的。我们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有时还相当困难,但我的母亲仍把我送到当时成都最好的成都实验小学读书,使我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受环境所迫,母亲经常更换执教的地方和学校。我的童年与母亲时而在一起,时而分离,不断承受母子分离的痛苦,但我也因此得到锻炼。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在学校住读,自幼养成独立生活、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
朱琳自幼丧母,失去了母爱,是她的婆婆赵君陶给了她第二次真正的母爱。1959年,朱琳怀上我们第一个孩子,住在北京协和医院。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遇到早产和难产,母亲终日守护在她的身旁。林巧稚大夫问我的母亲:“你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母亲毅然回答:“大人也要,孩子也要。”她的语气是那样的坚决,那样的诚恳,使林大夫深受感动。在林大夫的精心治疗下,朱琳终于顺利产出我们的第一个男孩。人到老年都喜欢自己的孙子,所谓含饴弄孙乐,隔代亲,母亲也不例外。但她在疼爱孙子孙女的同时,也对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把她自己的品德和学识,通过言传身教留给他们。晚年,我母亲以练书法为乐,写得一手娟秀的“赵”体字。她为孙子和孙女们亲手书写的几篇赠言,充满了对后代希望之情,如今还完整地保存下来。母亲对我们子孙两代的教养之恩,当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