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电影院里是谁的白鹿原(图)

作家陈忠实(左)探班《白鹿原》剧组

　　书中还有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和生活化的革命者

　　小说家陈忠实《白鹿原》创作历程及人物构思始末

　　1992年3月25日，陈忠实把50万字的《白鹿原》书稿交给了《当代》编辑。1993年6月《白鹿原》出版，几年后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9月15日，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全国公映。

　　从1985年动念构思《白鹿原》，到1988年清明前后动笔，再到1991年冬写完最后一句话，白鹿原边上走出的陈忠实，用文字虚构了“白鹿原”，再现了那块土地上作家不曾经历的历史和传奇、不曾谋面的祖先。

　　关于白鹿原：“回到祖辈的故事中”

　　陈忠实家屋后就是白鹿原，“我家住在白鹿原北坡根下，出门便上原。”与白鹿原隔河可望的还有神禾原、少陵原、凤栖原、铜人原。《竹书纪年》文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白色的鹿被先民看成神鹿，会给这座古原带来吉祥。《史记》“鸿门宴”里的灞上在白鹿原的西北角。白鹿原西北埋葬着汉文帝和他母亲还有他的夫人，凤栖原上埋葬着汉宣帝。地方志上记录的白鹿原却多为兵荒马乱和生灵涂炭的重复，而到了1911年辛亥之后，原上的人其实根本搞不清没有了皇帝到底是福还是祸。如今的白鹿原隶属于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距西安市区仅20多公里。

　　但在1985年夏天以前，陈忠实把长篇小说的创作还看作非常遥远的事情，因为在他的写作意识里，写长篇有些令人畏怯，至少要写过10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能有点眉目。

　　1985年，陈忠实参加了一次“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会上的作协领导感叹陕西的新老作家已经有很久时间没有拿出一本长篇小说了。在那次会后，路遥留在了延安开始起草《平凡的世界》，当时的陈忠实也依然没有很强的念头要去写一部长篇，但在会后开始写酝酿已久的《蓝袍先生》这部中篇时，那些不属于蓝袍先生的故事出来了，“我的长篇小说的欲念却在此时确立。”对陈忠实来说，8万字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创作是作家一次用心得意的写作探索，同时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

　　在那段时期，和许多作家一样，陈忠实也开始接触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他印象尤其深刻的倒不是马尔克斯，而是卡朋铁尔的《王国》，陈忠实顿然意识到，他连自己生活的村庄百年演变历史都搞不清楚脉络，“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做蒋村。我的村子紧紧依偎着的白鹿原，且不管两千年前刘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诸多诗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过久远的轶事，至少(想知道)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我不仅打破了盲目的自信，甚至当即产生了认知太晚的懊恼心情，这个村中比较有议事能力的几位老者都去世了，尤其是我的父亲。”

　　为写《白鹿原》，陈忠实又一次回到了自己的祖辈故事中，陈忠实有一个爷爷在分家时住在上房和门房之间西边的厦屋，后辈所以都叫他厦屋爷。厦屋爷经常在夜深时呻唤，所以当他写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甚至包括鹿子霖这一茬在白鹿原上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时，“让白鹿原北坡根下的我的厦屋爷留在我心底的呻唤，感应而出了。”“我在《白鹿原》书里构思的人物和生活背景，是我厦屋爷这一茬人的生活历程。”

　　在两年时间里，陈忠实断断续续进入百年前自己的村子，进入白鹿原和关中。“我的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 陈忠实首先想要了解自己的村子，以及白鹿原上那些如瓜蔓叶子般稠密的村庄，也要了解关中。最后他选择了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作为了解对象，这些县同时都围绕着西安。

　　陈忠实曾被人问道，“你用得着到长安摊时间下工夫查资料？你到底想弄啥？”“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他如是说。

　　关于白嘉轩：“白嘉轩就是白鹿原”

　　弄清家族的脉络之后，有一位爷爷向陈忠实提到，他曾见过陈忠实的曾祖父，“个字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对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想像，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禀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也在这一刻，陈忠实从蓝田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融进了这个族长身上了。“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由此开始孕育。”白嘉轩这个族长的形象也就此浮现出来，连同他周围那些他喜欢、讨厌或不屑的人都丰满起来。

　　《乡约》是宋代进士吕大临创作的，吕大临是儒学关中学派的一位思想家，在吕的出生地白鹿原，这部《乡约》被奉为金科玉律。原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文盲，却都虔诚守着《乡约》文本，以及本氏族的规矩。“从吕氏创作《乡约》的宋代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的二十世纪初，这《乡约》已经被原上一代一代的子孙诵读了八九百年。”《乡约》的内容其实就是该怎样做人做事和不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情，文字通俗易懂，简练顺口易记。在电影中，有一个数分钟的镜头就是白嘉轩教族民背诵《乡约》。随着革命的来临，乡约也瓦解了，鹿兆鹏的新学教育代替了《乡约》，与此同时构成原上人的精神和教育理念也被颠覆了。

　　当陈忠实在蓝田抄写县志里的《乡约》原文时，这个《乡约》不仅编织成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截止到上世纪初，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约就是在这时融为一体了。”

　　“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白嘉轩)，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势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所以陈忠实说，“白嘉轩就是白鹿原。”

　　陈忠实开笔写下的第一句话是：“锅锅儿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后来他又把“锅锅儿”三个字的绰号删除了。陈忠实后来说，选在那个季节开笔，还有一个外在因素是，他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写作专房，那年初在自己家建了新房，还搭出了10个平方米的写作间。

　　关于朱先生：灵魂人物未在电影中出现

　　在大陆公映的《白鹿原》中，朱先生是一个缺失的人物，这可能是这部改编自小说的电影最大的败笔，在原著小说中，朱先生是一个灵魂人物，无论是白嘉轩还是白、鹿两家第二代，都深受其影响。

　　“朱先生是这部长篇小说构思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个人物。或者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刚刚萌生，第一个浮到我眼前的人物，便是朱先生。原因很简单也很自然，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比较多的男女人物中，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的人物。”

　　朱先生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我的父亲是牛才子的崇拜者。”“我在尚未上学识字前就听到这个人的诸多传闻。”在传说中，他能预测丰收，有眼里通天的能力，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牛才子，从陈忠实童年开始就是一个记忆。牛兆濂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关中学派的创始者是张载，他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同样融化在牛先生的生命里。

　　而陈忠实到蓝田县档案馆，借到《蓝田县志》时，才发现这部县志是牛才子作为总编撰编写完成的，这部解放前最后一部县志，也是牛才子谢世前最后一部作品。牛兆濂编写这部家乡县志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严格、严密的史家笔法，他还在县志中常常添上自己的编者按。一个被神化了的牛才子剥除了神秘的虚幻的光环，一个活生生的牛才子由此才站在了陈忠实眼前。后来他又收集了一些牛才子的真实事件，比如他曾联合北方几位旧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上发表抗日宣言，甚至身体力行要去前线抗战，走到潼关等待过黄河时被部队派的人强行拉回来。“民间传闻里的神秘神话色彩，已是荡然无存，一个铮铮铁骨的老知识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我以牛先生为生活原型，创作了朱先生。”

　　后来，牛先生就葬在陈忠实家不远的黄土高崖下一个名曰新街的村子，“文革”时，牛先生的墓曾被红卫兵掘开。

　　关于性：“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

　　在创作《白鹿原》之前，陈忠实花了很长时间做调研和档案搜索，尤其是牛兆濂编写的《蓝田县志》给了他最多的写作元素。在查阅二十多卷的《蓝田县志》后，陈忠实发现其中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该县有文字记录以来贞女烈妇的事迹或名字，“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而残酷的煎熬，才换取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昏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的。”在这样一本以摧残女性为榜样的花名册前，陈忠实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这个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在《白鹿原》尚无任何人物和情节构想的情况下，“田小娥(当时尚未命名)这个人物便冒出来了。一个没有任何机遇和可能接受新的思想启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

　　随着一个个人物的出现，关于“性”的命题凸显出来，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命题，尤其是对陈忠实自己而言。“尽管已经意识到关于性的严峻性在《白鹿原》的写作中将难以回避”，但陈忠实对是否一定要写性还是有不小的心理障碍，“读者对我的一般印象是比较严肃的作家，弄不好在将来某一日读到《白鹿原》时可能发出诘问，陈某怎么也写这种东西？”

　　但随着《白鹿原》构思的深入，关于性描写这个命题似乎又很自然地得到了解决，“我很自然地把这个视角放大到整个意象里的白鹿原，和这个民族历史一样久远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正在构思的小说意象里的白鹿原，被封建文化封建道德严密缠裹了不知多少层的爱和性，同样是支撑这道原(白鹿原)的最重要的柱或梁式构件。”

　　在写作这部小说的四年时间里，陈忠实给自己写过两张提示性的小纸条，一张是关于性描写的三句话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另一张是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杀的一瞬，我突然眼前一黑搁下钢笔。待我再睁开眼，顺手从一摞纸条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十二个字。”“后来我也意识到，仅写过的两张小纸条，都是与性描写有关。”但电影里的田小娥和原著小说里的田小娥可能是两个人。

　　关于革命：“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

　　刘志丹当年被叛徒诱骗，造成全军覆没的地方在白鹿原东端，“我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我在未来的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发生的革命。”这里走出的革命者应该不能混同于湖南江西等革命老区的革命者。

　　“从沉积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白鹿原上走出的一个又一个男性女性革命者，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籓篱，反向这道沉积厚重的原发地发起挑战……成为我小说写作的最直接命题。”

　　“白鹿原”上曾发生过一场农民运动，但遭到残酷镇压，《白鹿原》书写了这个过程，“朱先生在他的白鹿书院里，也听到杀伐的声音，嗅到血腥气，说了一句话，白鹿原成了一个鏊子了。”鏊子是北方烙煎饼用的炊具。但就农民运动这个事件，《白鹿原》里不同的人物都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判断，革命者鹿兆鹏自不必说，田福贤等把这场农民运动说成是作乱。

　　陈忠实写革命者不写他们的缺点，但这不仅不意味着要塑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反倒是清醒而且严格地把握着一点，“我要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小说里的革命者典型是白灵，白灵这个悲剧性革命者来自张景文烈士，她是白鹿原上的女儿。张景文曾任陕甘边区妇女主任，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人习仲勋、刘志丹等曾一起参加革命工作。但无论是刘志丹还是张景文，他们都曾受到党内极“左”路线的迫害，张景文甚至被活埋。甘肃省华池县列宁学校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于1934年在陕甘边区创立，如今的学校中有一座教学楼，系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齐心夫妇捐资兴建，以第一任教员张景文名字命名，习仲勋曾在病榻上亲笔题写“景文楼”。

　　陈忠实的小说没有正面涉及极“左”路线的破坏，但如何面对革命历史上的极“左”路线，“我一时无解”。小说里，白灵的爱情故事是先兆海后兆鹏，这三个年轻人都走出白鹿原来到西安，都接受革命新思想，投身革命，那时的背景是国共合作。

　　但电影里的“革命”叙事被弱化和简约化，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在电影里是看不到的。

　　创作最后阶段：“做好当养鸡专业户的退路”

　　一直到1988年清明节前后，陈忠实才开始写《白鹿原》的草稿。从因《蓝袍先生》诱发的长篇创作欲望，经过两年半的准备和酝酿，终于动笔了。在动笔写《白鹿原》之前，陈忠实估计小说大概要40万字。从1988年清明前后动手，到次年元月完成草拟稿，写满16开笔记本一本半，40多万字。“原先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草稿，而实际的写作时间只有8个月。”

　　1991年，评论家李星对陈忠实说：“你要是今年还写不完长篇，就从这楼上跳下去。”那一年路遥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1991年农历腊月，陈忠实的太太曾问他：“要是发表不了咋办？”“我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这不是调侃，陈忠实往最坏处想，无非是不再以写作为专业的生活，“以养鸡为专业或者说主业，把写作的爱好重新摆在业余位置。”已经有了打算当养鸡专业户做退路，这个时候《白鹿原》还只剩下最后两章。

　　从构思到草拟再到正式稿的六年里，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田小娥、鹿兆鹏、白灵们的生命历程，横在陈忠实心里六年，真正烂熟于心。

　　“至今依旧准确无误地记着，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字并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是农历1991年腊月二十五日的下午。那时一个难忘到有点刻骨铭心的冬天的下午。”早报记者 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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