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最难处在于原作历史观
采访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
作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学者，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石川一直关注《白鹿原》这一1990年代文学小说顶峰之作的电影改编命运。他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电影圈一直有计划要将其改编成电影，但因原著复杂的历史观和庞大的历史跨度，几度搁浅。此次，第六代导演王全安指导改编《白鹿原》，既是完成了第五代导演未完成的使命，也是第六代导演的一次突围。即便对于王全安的改编结果期待不高，但石川仍然肯定并且鼓励这种尝试。他认为中国电影业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需要有电影人突破传统的文化氛围和体制局限，带来格局更大、更为厚重的作品。
自《团圆》后
王全安回归主流
：作为上个世纪末中国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小说《白鹿原》曾经影响了很多人，它的电影改编之路也是几经周折，可以说前后经历了两代电影人。你怎么看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必要性？
石川：其实1980年代这个小说就出来了，我是1993年才看的，当时看得很震撼，后来基本就没有这种力度的小说了。小说出来后不久就有人想改，但碍于情爱场面的描写就搁置了，当时是1990年代后期。有人要改就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大量***场面的处理，还有一点是历史评价的问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这个事报纸上喧嚣了一阵后就归入平静了。
十年过来，中国大片一路遭受很多诟病，大家都说制作低劣、缺乏人文关怀，缺乏现实关注，但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事实上，中国市场缺不了大片。就像王全安这批第六代导演，他们的片子实际上从观众面、市场竞争力、票房方面都相当有限。如果所有作者只拍这种电影的话，电影产业就完蛋了。商业这套东西对维持电影市场发展是很重要的，但这样的发展战略导致创作和市场的单一性，能得到好的市场反馈的就那么三四种类型。相较而言，厚重的现实关注和历史题材，往往市场上反应都不好。所以第六代比如贾樟柯、王小帅就总抱怨：个人风格很强的创作风格在市场上屡屡受挫。第六代里(市场)表现好的就陆川和宁浩两人。
王全安属于“中间”，他从《团圆》开始就回归主流了，开始跟国家、历史、民族记忆结合。以前他拍的都是现代主义意味很强的作品，强调心理描写，题材偏人性化，走“国际电影节”路线。所以我很佩服他能选择这个题材，至少有这个胆略。他不是不了解中国市场现在的状况，但他敢于选择《白鹿原》这种重大题材，而且不是主旋律的重大题材，而是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蕴含上很有争议的。另外，这种题材也不可能票房好，没国际大明星，没市场号召力，加上这种农村题材都不是商业性很强的。这么大的投资要考虑市场回报，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从一个国家一个文化的角度，这么著名的小说没人改编也说不过去。
中国电影的问题
与文学疲软有关
：为什么这部小说那么难改？这部小说最大的魅力在哪里，改编成电影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石川：1990年代想改，没做成。这次是芦苇率先操刀的，后来王全安自己又重新结构了一次，等于编剧还是王全安。我觉得改的时候还是很有困难的，因为小说的受众面跟电影不一样，而且小说面世的环境还是比电影要宽松一点。
小说里有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整个历史事件进行评价的人物(朱先生)，其中有一个观点大致意思是，中国历史就像煎饼子，这边煎完那边煎，这个有点像《三国演义》里那种传统的历史观，就是历史循环论。这作为一个个人观点是没问题的，但在中国主流社会和文化中想要形成共识，恐怕就有很大争议。它不是我们主流的唯物史，唯物史观是台阶式的，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我还没有看过电影，但从小说出发，这是改编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原小说有四五十万字，电影实际上也只能用十分之一，所以王全安只能取小说当中很小一段。从宣传资料来看，就只是小娥和黑娃的爱情作为主线，但这两个人只是一个大家族里反抗者的形象。小说的结构首先是把白嘉轩这根线铺垫得很足，在读者面前耸立起一个庞然大物，旁边出来个小娥不断挑战(主流)，让人感觉到小娥完全是徒劳的。陈忠实欣赏的东西恰恰就在这，就像西西弗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看小说有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蚍蜉撼树根本是不可能的，但小说打动人心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电影没有那么多篇幅来渲染这个，如果把白嘉轩这个庞然大物削弱了，那么小娥的反抗力量自然就显示不出来了。所以我一方面对这个小说的改编很期待，觉得没人改编是失职。但改编的难度很大，所以对这次王全安的改编并不太乐观。
第五代导演出道时，选择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前卫文学，从张艺谋的《红高粱》到陈凯歌的《一个和八个》，他们的崛起是站在文学的肩膀上。为什么觉得现在的作品比不上1980年代的人文情怀，关键问题就在这。最近几年哪有什么好的小说？除了《风声》还不错，几乎没有了。所以，现在中国电影的问题我觉得不只电影要负责任，跟文学的疲软也有关系。
：小说《白鹿原》人物众多，电影《白鹿原》选取田小娥这个女性角色作为主要人物，你怎么看？
石川：陈忠实的原小说里，其实对男权是比较失望的，他选用一个女主角来承担反抗角色，可以看出他对女性顽强生命力的肯定。田小娥的这种反抗是一种生命本能，并不是一个意识的觉醒。很多时候只有女性才能完成这种反抗，她们的反抗往往比男性来得更坚决，也更彻底。
第六代从宏大叙事
回归个人情怀
：同样是改编历史小说，王全安的改编跟第五代会有什么不一样？
石川：第五代登上舞台的时候采取的是宏大叙事：国家、民族、人性、战争。第五代最大的贡献是在形式和美学上，在选题上跟前辈没有太大区别。这点我觉得第六代更出挑一点，他们让电影回归了自我，早期电影都是关于自我成长的，像张元的《北京杂种》，王小帅《冬春的日子》《十七岁的单车》都是关于成长的烦恼、青春的灼痛，包括贾樟柯也是如此。第六代使得中国电影几十年一贯的宏大叙事回归到个人情怀。
但问题是，第六代一直陷在这种个人情怀里出不来。比较而言，陆川好一点，他首先从个人情怀中跳出来，从《寻枪》《可可西里》一直到《南京！南京！》，他的叙事回归到历史、人和自然的冲突，格局相对比较大。王小帅他们拍来拍去还是在讲“成长”。比较典型的就是王小帅的《日照重庆》、李玉的《观音山》、张元的《达达》。张杨还好一点，他比较温情。贾樟柯一直处于转型期，《在清朝》弄了四五年了还没弄出来。
第六代面临的困境是，他们跟这个市场有点格格不入，但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责任主要在市场，市场应该有一个他们的生存空间，比如像国外的分众化市场。
王全安是这帮人里比较特殊的，开始走国际化路线，探讨人性化的东西，《月蚀》《图雅的婚事》都是现代主义意味非常强的，尽管《图雅的婚事》写实意味强一点、《月蚀》虚幻一点，但都是关于焦虑的问题。到了《团圆》他就回归了家、国、历史。虽然《团圆》我觉得还是太轻，像个小品，但从题材的转变你可以看出王全安在寻找新路。再找另外一条路，就是《白鹿原》这种大题材。
《白鹿原》我觉得他是有情结的，因为他也是黄土高坡的人，塬上的人。我个人揣摩他有背水一战的想法，弄个大题材，成，就万世流芳，败，就遗臭万年，有赌一把的感觉。
：你认为这部片子的观众接受度会怎么样？
石川：我估计票房不会特别好，而且肯定北方票房好南方差，南方人不大接受这种题材。王全安回到西部去了，但跟第五代那种寻根的情结还不太一样，不像《黄土地》是可以留下来的作品。第五代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不足，第六代也是，每一代都是这样。
总的来说，王全安的选择可以看成第六代的突围，他们现在没有出路，王全安的成败不是个人的问题，他如果成了，对于整个第六代的信心有个总体推动作用。
大陆电影未能突破
国家与民族概念
：所以说，即便对结果的预期并不高，但你还是鼓励和肯定他这种尝试和选择的？
石川：对。题材越大风险就越大，两面性都存在。因为没看过还不敢定论，但总的来说，电影《白鹿原》的大叙事框架还是受大陆文化局限太多，大陆拍不出《赛德克·巴莱》这样的片子。从整个华语电影的角度来衡量，《赛德克·巴莱》把华语电影往前推了一步。对华语电影来说。有了这种新的史观、美学，就是进步，大陆的导演没有这个能力。《赛德克·巴莱》也是历史题材，但它摆脱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模式。中国关于反抗和战争的电影没有一个可以跳脱这个概念。吴宇森说，《赛德克·巴莱》是华语片中的史诗巨作，我觉得不太准确，我给它提出了叫“民族志电影”，这种电影很少，《白鹿原》不可能拍成这样，因为还在国家民族的背景下。尽管跟谢晋、吴贻弓这些***的背景不太一样，但还是在一个大框架里。
：既然这种尝试注定不成功，为什么还要鼓励这种尝试？
石川：这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人的生存意志。这说明导演还是有胆略的，跟宁浩不一样。宁浩起点很高，蛮有才的，但是拍了个《黄金大劫案》却搞成这样。我很期待宁浩的下一部电影，如果还这样肯定报废了。张艺谋60岁了，冯小刚5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现在中国电影的现状是“爷爷拍给孙子看”，一帮60多岁的老头拍给20多岁的人看，导演跟市场口味脱节太厉害了。现在急需年轻导演的成长。
第五代之后的第六代事实证明又不行，不愿意进入主流商业市场，守着一亩三分地过小日子。再年轻的导演就没有了。市场这么大的空白，1万多张银幕，(每年)700多部电影，谁来拍啊？没人拍了。中国电影的问题就在这。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很无助的时候就希望出现一个英雄，希望王全安或陆川或谁挑起这个大梁，扮演张艺谋这个角色。
：同样是史诗题材，你期待冯小刚的《温故1942》吗？
石川：技术上肯定是很好的，他的团队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加上资金雄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冯小刚最擅长的还是过去《不见不散》那种电影，他一旦进入大历史大情怀，马上就露怯了。
所以他的《唐山大地震》和《集结号》我都写文章批评，《集结号》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就是谁造成了冤假错案？组织。谁为冤假错案平反？组织。也就是说个人努力是毫无价值的，组织对个人的忽略造成了这一群人的悲剧。
《唐山大地震》本来是赞美忠贞这种可贵的品质，但没处理好，而是让现代女性重新在心里树立个贞节牌坊，给丈夫守30多年的活寡，这是现代社会的观念吗？从这些就可以看出，这些导演的价值观是跟这个潮流格格不入的，陈凯歌、张艺谋的问题都在这。《山楂树之恋》是这样，《金陵十三钗》又是这样，陈凯歌的《搜索》虽然题材还不错，但现有体制下不可能把媒体定义成杀人凶手。不能把题材进行深入剖析，撕开掰碎给人看，只能做得轻飘飘的。
所以目前我们的电影人面临的困境有个人的原因，有体制的原因，有文化背景的原因。我觉得在这些导演面前，有一个很厚重的屏障，扒开一层还有一层，冲不出去。很多事情悲哀就在这。早报记者 沈祎(本文录音整理：徐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