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你问了我一个东西，我没有说到，也是我非常想拍这个电影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剧本是多角度的，我们说一棵树是一个非常多的枝蔓的，用老刘的话说他是一碗杂瓣粥，五味杂陈，非常有张力，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线索，单一的角度，通常说我们拍一部娱乐电影，是拍一杯牛奶，还是拍一杯红豆粥还是小米粥，这个电影不是。同样他主大是分两条线，一条沿着灾民逃荒的路，一条线是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对这件事的态度和他们处理的方式。在蒋介石政权里，从他作战的将领卫立煌，从他的省长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一直到县长，到一个给县衙做饭的伙夫，每个人角度不同，对待灾民这件事上。震云这部小说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持批判的态度，不是特别简单的批判，他尽可能站在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那个角度去想，比如蒋介石为什么不赈灾，摆在他面前的局势是什么样的。战争全面爆发，然后中国非常地贫弱，然后军阀割据，派系斗争非常剧烈，他认为河南受灾这事是一个特别小的事，他认为他每天要处理的每件事都比河南的灾民在路上一个个饿死这件事要大，他认为那些事处理不好，中国要亡国。但是恰恰因为他忽略了这些灾民，六年之后，他就失去了大陆。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剧本也是帮我们认识了历史，吹开了很多尘土，看到了历史的***。我相信观众也很愿意看到***。同时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当时的传教士，教会，他们利用灾荒，认为灾荒虽然是不好的事，但是利用灾荒传教，布道是很好的时机，这个也是很讽刺的事。这里有一个中国的传教士，一开始他认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是要带着灾民走出灾难的。可是后来他对上帝产生了莫大的怀疑，然后他整个人崩溃了，因为一个一个的人在他身边饿死，他开始质问上帝知道不知道这件事，知道了，为什么不管？包括白修德，作为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他本来是采访战区的，后来他发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么大批的灾民在逃亡，那么多人饿死了，他觉得这件事好像，他要把这个情况要让世界知道这儿发生的事。
角度太多了，这个剧本说我为什么想拍它，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主持人魏君子：是全景式的表现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一部电影。
刘震云：也能看出来，冯导演整个的叙述，包括中磊说的，十几年创作的过程，因为它是调查体的小说，原来只是有事，没有人，有事对于文学作品是成立的，但是电影必须有人物，这些人物就是在小刚说的大家在整个路上，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产生了，刚才冯导说的有像蒋介石这一方的人物，另外就是影片的主角像老东家一家人，包括佃户瞎鹿这一家人，整个在路途上，一个人一个人，不同的方式死去的过程。这些人物就创作来讲，好像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对他产生了感情，这个感情保持了20年，保持了10年，现在再想起来，还觉得他在你眼前，还觉得你跟他一块又上了路。
当初写1942年把这个调查体变成电影剧本难度非常大，但是能够写出来，我觉得我起的作用非常少，导演起的作用比较大，最大的作用是上路，这些人物在路上一个一个，自己就出现了。你要想把1942温故一下，必须首先沉浸在1942年，你的心要沉下去，老东家卖女儿的时候到底怎么想的，确实要感同身受，这个时候老东家，包括他的女儿是你的亲人，包括委员长他当时怎么想的，委员长对整个国际来讲也是一个灾民，他四处要到国际上求很多东西才能能打这场战争，所以1942年在说一个哲学问题，就是小和大的问题。蒋介石政权他以为一个区域发生一点旱灾是小事，整个国际的局势，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生存是一件大事，其实恰恰是每天灾民能不能吃上饭，对于这三百万人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民族的存亡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小和大之间的概念，最后蒋介石1942年之后的六年，退居台湾了。
冯小刚：一个东家拴上几匹马，赶上马车，拉一家人去逃荒，穷人逃荒，还不叫逃荒，地主的逃荒是真的荒了。他想让这些人活下去，但是一路上走了几个月，走到潼关的时候，家里的人死的死被卖的卖，散得散，人没了，马车也没了，是什么都没了。
刘震云：生活都没了。
冯小刚：于是他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大家问他你回去干嘛，说回去不更得饿死了，马上到陕西了。他说没想活，想死得离家近点。这样一个老东家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倒在路边的一个孩子，在那哭，问他说家里亲人呢？孩子说都没了，我认识的人都死了。行，叫我一声“爷”，咱俩就算认了，咱俩就是亲人了。这孩子叫声爷，被老东家拉在手里，一个严冬过去，春天到来的时候，漫山遍野盛开着桃花，逆着浩浩荡荡的逃荒人群往自己的故乡往回走。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这个剧本还有非常善的主题就是说这么灾难慎重的民族能够走到今天，生生不息，就是这个民族有一个顽强的生命力，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我们把它拍成电影，大家看到之后，我相信全世界的人会尊敬这个民族。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到了今天，到了复兴的时刻，但是它从那儿走过来的。所以这个剧本看上去是一个悲剧，其实他还是对自己的民族有信心的。你也可以看到作者内心深处觉得这个是绝不了的民族。
详解《温故1942》投资规模和拍摄计划
主持人魏君子：华谊兄弟在年初举行了2011新片“H计划”发布会，但是那个发布会上，冯导的新片一直保持着神秘，今天相当于通过新浪网正式公布冯导的新片《温故1942》，中磊能否透露一下这部电影的投资规模。刚才提到十年前还是3000万的规模。
王中磊：当时的三千万和现在所说的投资规模，都不是非常准确的，计算出来的数字。小刚并不知道三千万够不够用在当年或者是不是可以满足。
冯小刚：只知道投资人三千万是极限了。
王中磊：那个时候拍摄三月千万的电影就是极限，甚至是超出极限，当年所有票房加起来是七八亿的票房，一部影片在两三千万票房是你的票房成绩。所以三千万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到现在来说，我们目前给自己定了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有了震云的完整剧本，我们开始投入进去很长时间做测算，现在我们把原来的预算翻了五倍，希望在一亿五的预算里去拍摄这部电影。
冯小刚：其实是不够的。我们拍电影，你还不能说现在把海外市场都给想进去，因为那个不确定因素太多了，你必须要依据着中国市场来算帐。一亿五的投资来说，需要大概四亿到四亿五的票房才能打平手，所以它也不是说没有风险。但是这些场景对我们的挑战是特别大，我待会开完了会，我拉着震云，拉着中磊，我给他们包了饺子，去我的工作室，去看我们有一大批美术设计师在海鹰的带领下，正在夜以继日做所有的气氛图。他们可能看了气氛图，会知道我拿着一亿五，掂在手里是捉襟见肘。这个对我们制作上的挑战有几大挑战，难以克服。比如从质感上来说，人是我们这个电影，我们拍的，写的都是人，1942年时候的人的精神面貌，1942年的农民，饥饿中挣扎的农民是什么样，饿得瘦成什么样，灾民走过，记录上和当时看到的历史照片，最近看到很多，人一过，树齐人高以下的树皮都没有，树皮都长在上面，底下全是光着的。灾民沿着路途，扒光了多少树。我原来以为吃树皮，怎么吃，怎么咽，后来我详细地问了，是把树皮捣碎了，捣成粉状的东西，再掺着其他的东西，那个土面，熬一碗糊糊吃，还是榆树的树皮，不是所有的树皮都能吃，人吃完了浮肿。像这样一些人，你现在想一下到哪儿找这些群众演员，咱们生活这么好，一个个都是胖子，我们到哪儿要挑选很多，然后再去做造型。
这个戏要拍五个月，最起码三个半月到四个月的拍摄是每天需要几百个群众演员跟着，因为在露天里走。比如说来一个群众演员，你一天给人家多少钱让人家来演这个戏，没问题。跟着你说，手里拿一个推子，把他按在这里，说你的头发咱们得理掉，咱们得恢复成那个时候农民的形象。人家说那这钱不行，再多给我几倍，因为我还得谈恋爱。种种那样的肯定，现在想起来都是难以克服的，因此我不断地跟导演部门的人说，我说你们要做好一个最充分的精神准备，去克服这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好在我认为拍《集结号》的时候，拍《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当时大家都非常头疼，但我们都走过来了，当然这部戏的难度要远远大过那部戏。
还有一个从预算上，很多戏，比如1942年的洛阳火车站，灾民涌到哪里，国家开始拨出车皮，往陕西运人了。今天的洛阳已经完全没有过去的洛阳的影子了，更不要说火车站了。多少戏呢？一场戏。这一场戏几百万搭一座火车站，施工四五个月，一条洛阳的街道，日军进入洛阳，攻陷洛阳，这条街道，一场戏，几百万，搭一条街道。美国特使威尔基到重庆访问，国民党组织夹道欢迎，在重庆的山城，这样的戏，一场戏，要单为搭一条街，搭一条1942年战时的重庆，当时重庆用的江心机场，威尔基的飞机掠过重庆，停在江心机场上。机场也没有，掠过的全景，重庆已经完全没有过去的样子。所有的这些，全部要重新，除了大景就是电脑的合成和模型。但是你能不能不拍这些，如果在这里讨巧投机，想省钱，想省事。观众马上就觉得他不能被带入到1942年的情景去，所以质感，环境的还原，人的还原，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能力本身面临挑战，再加上预算，但是也不能再往上去了，再往上去这个风险太大了。公司是希望不管是做娱乐题材的电影还是严肃题材的电影，他都是进入一个良性的操作。我觉得1942这部电影如果产生好的效益，他也极大地会鼓舞很多制片公司去拍一些有内涵的电影。这也对满足观众对电影日益增长的需求，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次极具冒险的实践。
谈商业环境下的“严肃主题”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