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在这十年，刚才中磊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这个剧本它没有被尘封，它在生长，十年没见面，这孩子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非常结实的这么一个“人”。过去说句实话，不要说投资一亿五，就是你投资三千万，也不见得能(收回)，因为观众不接受，市场没有这个能力消化。到今天，在一个娱乐背景下，观众一方面需要很多很娱乐的作品，我也一直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作品。同时我们不断地做尝试，比如说从华谊做的《可可西里》，包括《集结号》、《唐山大地震》，这些作品，我们对观众的那种判断可能会有很大的误区。像《集结号》、《唐山大地震》，恰恰是在我的影片序列里，这两部偏严肃的题材反而是票房最高的，而且在观众那儿引起的反响是最大的。因此，我相信《温故1942》这样的作品一旦放在大荧幕里，让观众去欣赏这部电影的话，那它的冲击力，我是很难想象的，可能会远超《集结号》和《唐山大地震》对观众的影响。
这个剧本为什么说它一直在成长？当初把这样一个调查体的小说改成剧本，最早我们在2001年讨论这件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两间小平房，在北影的主楼背后。我的平房门口插一个国旗，国旗在台阶下面有一棵槐树，在那个办公室里孕育这件事，当时找了黄建新，找了一些导演，一些跟电影创作有关系的这些人，开了一个座谈会，征求大家的想法，把小说发给大家。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小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说。但是大家实际上是泼了冷水，这部小说把它变成电影，我们看不到它怎么能够，它全是事件，没有人物，这个结构怎么弄，这个人物。当时大家走了之后，在国旗下，在槐树的树荫里，我们俩蹲在地上抽烟。
刘震云：那是9月份，天正热的时候。
冯小刚：我说震云怎么办，震云问我那还弄不弄？那当然得弄了。震云说怎么弄？无外乎是两种办法，一种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就是一些聪明人坐在宾馆里信口开河侃出来这种故事，他说现在这种聪明人特别多，很多宾馆里坐着一屋子一屋子这样聪明人在那侃着，编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笨人，跟着他武断地认为冯小刚也是一个笨人。我们是两个笨人，我们没有那个智商坐在宾馆里编《温故1942》。另外一条路，笨的方法就是沿着灾民走过的、经过的路途，我们也走一遍。与此相关的，蒋介石，蒋介石政权，他们在重庆的日常生活，他们处理他们那些事情，他们的那些居所，我们也要走一遍。比如说我们触及到开罗会议，我们还要去开罗，所以我们也去了埃及。因此我们就上路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把河南，从延津开始，一路巩义、洛阳，后来一直到潼关，进入到陕西，陕西跑了很多地方，一个回马枪，从陕西杀回到山西，又把山西整个磨一遍。跟着回来，对这个故事心里有数了，震云把故事框架拉出来了。当时很兴奋的是，应该受小说的影响，用现代人来做这样的穿梭和历史的穿插。这样的东西弄出来之后，后来到重庆看景的那个月，突然间大家坐在招待所里，这个人特别多余，整个《温故1942》这部戏它排斥现代人，这儿带着我们看电视。第一搞剧本完全被推翻了，同时被推翻的还有震云写了美国的安德鲁空军基地，开罗会议，写了印度。
刘震云：蒋介石跟甘地的会见。
冯小刚：还提到了雅尔塔，很多的地方，后来我跟震云说，咱们一共只有三千万，连差费都不够，能不能手下留情。
刘震云：小刚说，你这写得哪叫剧本，字字句句都是把刀，怎么能恢复像安德鲁空军基地，像开罗会议，像加尔各答，而且是1942年的。
刘震云走访巩义再修剧本 谈经历
冯小刚：这个戏第一稿剧本拿出来是他写了大概15万字，我说其实我们只需要5万字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剧本经过半年的时间，震云消失了，再回来，又拿出来一个剧本，在这个路上，，走到巩义的时候，有一个教堂，有一个看教堂的老人，这个老人到今天还记得他叫刘和平，我们十年前遇到他的时候，他90岁了。
刘震云：是一个老大娘。
冯小刚：老太太牙都没了，震云就问她，你经历过逃荒吗？大灾吗？她说，哎呀，年年都有灾，你问的是哪一年？震云给她推大概1942年，是民国31年。老太太说，那年有大灾，我们村300多人，大概死了有一半。因为震云在此之前通过很多资料有三千万人逃荒去陕西，其中有300万人饿死了，根据这村子饿死一半和河南的人口算，看来这个数字是站得住脚的。跟着老太太说了一个让我们非常触目惊心的事，她说她的一个叔叔在逃荒的时候，快饿死了，奄奄一息趴在树下动不了，突然一阵剧痛，从昏迷中醒过来，发现一个灾民拿着一把镰刀在割他屁股那的肉，他说我还中，我还没死，那个灾民说，你不中了，你救救我们。这是刘和平老人跟我们说的。接着她又说了一件事，说她的亲妹妹在逃荒的路上，她父亲把她的妹妹给卖了，她母亲知道之后，急了，就举起扁担就抡，人贩子以为要打他，所以人贩子就跑，就躲，实际上万没想到，她的母亲抡起扁担是拍死自己要卖出去的孩子，因为她急了，我宁可把这个孩子拍死，我也不让你把她卖了。刘和平说的是她的妹妹。这个事当时震云听了之后，沉默了好长时间，后来震云把这件事写到剧本里，非常地有力量。
跟着我问刘和平老人，我说您是怎么就到了教堂这儿来了。她说大灾过后，家里很多亲人都不在了，都没了。她就是每天泪流不止，小孩老是哭，被一个传教士带到教堂里，手摸着圣经，我跟你说一句，你学一句，主呀，擦擦我的眼泪，让我忘了他。她说从那以后，我再没哭过，也没吃过一口肉。这是老太太。跟着震云又说，说老人家你跟我说说天堂是什么样？老太太说了一句话也让我们特别吃惊，老太太说天堂是什么样，天堂是玉石铺面黄金街，跟着下句话，说的是喝口凉水都不饿。这是一个灾民，一个饱受饥饿折磨的人才能说出来对天堂的想象。喝口凉水都不饿，不用吃粮食，可想而知，当时饥饿在灾民心里留下多少恐怖的印象。震云说那您能不能给我唱一个天堂的歌，老太太唱了一首歌，歌词我记不清了，震云可能记得。
刘震云：老太太当时有90岁，如果老人家健在的话，应该是100岁，首先祝她健康长寿她，是嘴里没牙了。歌词是“圣神的河，喜悦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愁，全都洒落。”还是很有些意境，但是这个意境肯定跟欧洲包括北美他们对天堂的理解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河南的灾民对于天堂，对于幸福，包括对向往，这种向往非常质朴。
刚才小磊有一句话非常触动，十年之前大家一块来做1942年，当时去开罗，大家在一起拍的一张照片，十年前我跟小刚也就40来岁，小磊也就30岁，要更早，转眼许多年过去了。
冯小刚：头发全白了。
刘震云：一个，大家对1942一直怀着深厚的情感，还有对创作的过程，比如讲十年前，我们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小磊我们一块去开罗。对整个创作过程的情感，比如讲想起像刘和平老人，心里都会突然地东一下。
冯小刚谈电影主线
冯小刚：我补充一下，震云写小说在93年，小说发表以后，我看这个小说在94年，当时好像我印象中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在1942年写了这篇报道，引起了一个来自国际的压力给国民党政权的压力来赈灾，白修德在赈灾这件事上起了一个作用，白修德在1962年因为这篇文章得了普利策奖，白修德还活着，到今天白修德肯定去世了，刘和平老人可能还健在。但是肯定年龄百岁以上。现在有很多经历过这些灾难的人，如果趁着他们还健在，让他们能看到这样的电影的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