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毛阿敏图片大全欣赏 揭秘其六段坎坷情史

一曲《思念》首登春晚 毛阿敏一夜红
据报道，毛阿敏1963年3月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1983年进入上海染化七厂当工人。1985年毛阿敏应征入伍，在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任独唱演员。1987年12月12日，毛阿敏代表中国参加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以一曲《绿叶对根的情意》获得双奖——演唱三等奖和观众评选三等奖，这是内地流行歌手演唱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次在国际流行歌曲大赛上获奖。1988年，毛阿敏以一曲《思念》首登春晚，随即风靡大江南北，毛阿敏也就此奠定了她歌坛大姐大的地位。
毛阿敏和恩师谷建芬
毛阿敏成名背后的恩师——谷建芬
大家都知道毛阿敏是因为在春晚上演唱谷建芬老师的《思念》一举成名，但很少有人知道她是如何获得这个机会的。毛阿敏说：“我傻人有傻福，实在很幸运。”毛阿敏透露：“中央台的女导演透过一位曾经与我一起表演的艺术家而认识了我。那时候我并不出名，只是一个黄毛丫头。有一次那位艺术家听完我唱歌之后就说：‘不得了!这个女孩一定出大名!’”。经过艺术家的介绍，中央电视台的女导演找毛阿敏上了一个节目，反响不错，于是对毛阿敏留下了印象。“隔了半年多，这位女导演负责春晚，想起了我，邀请我到北京，更为我选择了歌曲，又在春晚上安排了一个很好的演出，那年我才22岁。”
那首歌曲叫《思念》，毛阿敏说：“一个晚上就成名了，那真叫一夜成名。什么叫一夜成名?我是最有体会的了。第二天上街，所有的人都认识我。年初一我坐飞机回上海，飞机上的人都认识我，我好开心啊!我从未尝过这种甜头……”然而一夜成名有一夜成名的代价，很快大红大紫的毛阿敏遇到了“税案”。
据报道，1989年，出道4年的毛阿敏遭遇了第一次税案风波，当时的情况对于毛阿敏的打击无与伦比，正值事业鼎盛时期的她因此连降两级。回忆当时的情景，毛阿敏说：“我是一个对钱的概念很模糊的人，而且当时对于中国的相关法律虽然有一些了解，但还是有疏漏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我是按照当时所有人的做法去做，别人没有问题我想我也没有问题。”
当毛阿敏从报纸上看到自己偷税漏税的消息后，还蒙在鼓里，她于是开始找所有请她演出的主办单位，但那些人不是不接电话就是躲起来，结果当税务机关找到毛阿敏，她看到的主办单位将责任一股脑地推在她的身上。毛阿敏回忆当时的事件原委，“我真的不想把更多的人牵扯进去，如果真的把事情从头到尾说出来，会让很多人尴尬。拉倒吧，过去的就不要再提了，给别人一个台阶。”所有的罚款都由毛阿敏一个人承担，这一次的罚款总额达到60多万。之后的半年时间毛阿敏没有接到任何单位的邀请。她经历了演艺生涯的第一段空白。
好心酿苦果 第二次"税案风波"陷绝境
人可以犯错误，但如果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有的时候就不可以原谅，而毛阿敏偏偏在缴税的问题上再次犯错，直接导致了她出走异国他乡。
由于有了第一次的教训，毛阿敏开始在税款的问题上十分谨慎，每一次在演出之后都会向主办单位索要税单，而邀请她参加演出的公司知道她的这段往事，也没有人再敢在毛阿敏的税款上作文章，然而事隔第一次税案风波5年之后，毛阿敏的好心让自己再尝苦果：“当时是几个很熟的朋友，一直在做演出，当时我记得是在江苏和浙江，我参加了几场演出，在演完之后向他们要税单，他们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阿敏，你放心，我们知道你的事情，保证不会少替你缴一分钱的税款。‘就是这一两次，结果又出了问题。”
当时的毛阿敏再次放松了警惕，也许几年的正常情况让她认为不会有人再敢拿她“开刀”，然而现实却又和她开了一个“玩笑”。在这次税案风波中，根据新华社的通稿，毛阿敏属漏税行为，当时应补缴的税款为27万。毛阿敏依然没有申辩，但这次的情况却和上次完全不同，“没有人不想替自己辩护，但我唱歌没有机会，报纸不让我说话，电视台不准出现我的声音，演出公司不敢找我演出，我到哪里去辩护?”
在事情发生后两个月，毛阿敏终于无法抵御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飞赴英国。在她出国之后，她的税案风波也全面曝光。“天天面对人家来问你一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说你的动机、你的出发点不是这样的事情，别人却认为就是这样的，这让我最难以接受。”在税案风波发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阿敏的神经近乎崩溃，她已经无法承受来自媒体的巨大压力，于是她想到了自杀。
“我这个人很怕痛，于是我想可能吃安眠药可以平静地死去。当时我从经常给我看病的海军总院的一位医生那里拿到了两瓶安眠药，至少有一百粒吧，我想就这样离去一了百了。”就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城市被一场暴雨侵袭，当毛阿敏正要把整瓶安眠药吞下去的时候，她的父亲敲响了她的房门。
“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会是他。那天的雨下的非常大，地上积了足有半尺深的水，当我打开门看见爸爸被雨水浇地湿透，我再也鼓不起自杀的勇气。我和爸爸抱头痛哭。”后来毛阿敏问她的父亲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从上海跑到南京看自己，她的父亲告诉她预感自己的女儿要出事。
从1996年到2000年，整整4年的时间，毛阿敏是在海外的漂泊中度过的，她先后去过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但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即使是在国外当地的华文报纸依然会有她的消息，而且完全是负面的，“怎么坏怎么写”，这种遭遇让毛阿敏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绝望，“国外的这4年，你看不到你的亲人，看不到你的朋友，看不到你的前途，你不知道你的未来会是怎样的，更不要谈什么事业，根本没有了，彻底毁掉了。”

离开故土两个月后，毛阿敏第一次和家里通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已经在国外了，“当时电话那边没有声音，我知道妈妈在流泪。”毛阿敏在发生税案风波以后，她的父母退订了所有的报纸，他们不想看到别人对自己女儿的攻击谩骂，不管他们说的是对还是错。毛阿敏说海外的4年，是她人生发生转折的4年，“这4年经历了吃惊到伤心到愤怒到绝望到无奈到无所谓。等到无所谓也就无所求了，对事业无所求了。”在这种绝望的境地下，毛阿敏却从未想过自杀，就是因为她放不下自己的父母：“我死了不过是一两天的新闻，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却会因此痛苦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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