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文广局局长到当时在上海最火的主持人袁鸣、曹可凡,十几个考官坐在那里一字排开面色威严。董卿万万没想到,考试刚结束,就有一位办公室主任找到包括她在内的两个人,问她:“如果我们想要你的话,你们浙江台放不放,户口怎么办?”当时董卿的感觉就是太快乐了。但她很快发现,上海这么大的电视台,没人会搭理一个刚进台的小孩儿。于是,董卿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系,有老师、同学在一起,她的心情好了很多。毕竟在浙江台干过两年多,时间久了,多少总会有一些节目找上门来“上海大剧院———悉尼歌剧院卫星双向传送音乐盛典”,一个冗长拗口的名字。然而时至今日,董卿仍然脱口而出,“我就是在悉尼歌剧院现场与一个澳洲男主持双语搭档———我和他先说英语,然后把他的话翻译成汉语。”主持这样一台晚会是对董卿很大的挑战。在悉尼,她整整一个星期足不出户,每天早上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披头散发地背词。好在之前按她的话说是“因为受刺激”———杨澜、袁鸣,这些中国英语最好的主持人都在上海,所以她一直在上一位老外“ONETOONE(一对一)”形式的英语课。正式演出那天,董卿把台词背得烂熟于心,整场音乐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非常成功。但她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这台晚会改变命运。第二年她就凭此获得了“全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隔了一年,因为西部频道组建招兵买马,中央电视台便向她发出了邀请。最终的决定跟从前获得的每次机遇相比,这一回调动她想了很多。走,便意味着放弃现有的一切:熟悉的环境,舒适的生活……她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大部分是反对的。唯一坚定支持她的就是父母,还有余秋雨。两年后,在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重逢时,余秋雨笑到:“看来我的眼光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