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袁立的一系列作为,人们的态度很矛盾,既肯定她的勇气,又怀疑她是借助这些行动来炒作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指出,现代社会,人们沉湎于家庭生活和内心世界,忙于追求金钱和名利,在社会生活中把自己置于一个沉默的观察者的位置上,越来越少参与公共生活,越来越少发出声音。而罗伯特·帕特南也在他的《独自打保龄》中说,美国的社区生活正在衰落,人们对公共话题、公益事业的关注度也在下降,更愿意从事那些可以孤独进行的活动,比如看电视和“Bowling Alone”(独自打保龄)。在这种情况下,为公共事务发声的明星就显得像个异类,难免招来怀疑。在这点上,欧美明星做得比较好,他们往往有明确的公共自我定位,每逢大事小情,必然出来表态,哪怕那些表态有许多谬误,或只是一种姿态,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完善,最终目的仍然是经济利益,但这种发声,也符合汉娜·阿伦特或者崔卫平所倡导的“积极生活”的标准,是社会生活正常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