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李玉的选题和选材也许并没有错。但错就错在李玉所走的路线,仍然是那条被广为垢病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们集体使用的“过度暴露、过度批判”手段并以此获取西方电影节承认的老路。夸张是一种艺术手段,但过度则不可取,尤其是“刻意”的过度。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确实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但金钱和性并不是这个时代的全部,中华民族许多优良的传统和美德恰恰还相当程度地在千千万万的底层民众身上得以保留并传承着,李玉显然是有意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容忍的是,李玉也许是将自己对原本盛行在主流社会和主流人群中的拜金、乱性和尔虞我诈的忿懑和不满硬生生地移到了影片中以刘苹果为代表的普通底层百姓身上——他们原本就是被社会不公所损害的一群,李玉在《苹果》中,又极尽歪曲之能事,使他们再次受到了更大的侮辱与损害。这不是一个是否泛道德化的问题,而是一个艺术与良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