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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学者张新颖的新书《沈从文的后半生》的封面上，借用了沈从文在1957年5月1日早晨所画的一幅速写：他在早晨5点半的时候从所住的黄浦江上一个叫上海大厦的酒店窗口望出去，看到外滩白渡桥上正在游行的人群，人们沉浸在红旗的海、歌声的海、锣鼓的海中。
他的家庭不理解他
张新颖表示，《沈从文的后半生》不仅仅写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后半生过得如何艰难，受了多大的委屈，“重要的是，沈从文跟时代形成了一种关系，他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做出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构成了历史的意义。”
张新颖列举了两个小细节。“第一个细节：解放一年以后，两个儿子读中学，这一家人的感情非常好。可是两个读初中的孩子，整天在学校里面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就会觉得爸爸不太进步。两个孩子跟妈妈商量，家里要团结起来帮帮爸爸，做做爸爸的思想工作。这个不是后来的回忆，而是当时的记录。”
“有一天晚上两个孩子放学回来专门跟爸爸谈了一下，问爸爸为什么整天闷闷不乐？沈从文说，你们太小了，有些事情不懂，我跟你们感受的问题不太一样。孩子又说，爸爸该积极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里面去。沈从文说，我在博物馆里做这个事情。孩子说，谁整天愿意在博物馆那种古董里面，人也变成古董了。沈从文又说，那个也是工作呀，况且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做那样的事情。”
“当然孩子不理解，说到后来，急得都哭了。”张新颖说，“在一个情感特别好的家庭里面，沈从文做的那些事情不被理解，跟社会轰轰烈烈的潮流偏离了。可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坚持下来的。”
“我还知道我是谁”
说到第二个细节，张新颖介绍，1956年沈从文到济南出差，当时山东师范学院里面有两个文物研究室，他到那里去看展览。看完之后，正好到了中午学生下课去食堂吃饭，人特别多，他被挤在人群里面。“沈从文这个时候心里是这样想的：我被夹挤在这么多人中间，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谁。这个心理活动不是我想象出来的，是他在当天的书信里留下来的。这是他想象的第一层；第二层他想起他的老朋友巴金：如果不是我，是我的老朋友巴金现在在这里，那还了得！半个小时全校就传遍了；第三层他想，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还知道我是谁，如果人人都知道我是谁的话，恐怕我就不知道我是谁了。”
张新颖认为，这个话当然也有一点暗含对他过去老朋友的玩笑，因为巴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还是很红的作家。“人人都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还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该干什么。”
“这两个例子足以看出沈从文在时代里的位置，以及他内心对自己要做的事情的坚定。我举的这两个例子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了六七十年代之后，他的处境更加恶劣了。尤其‘文革’开始，他被下放到湖北就更艰难了。但在更恶劣的环境下，他还在做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