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和第三者
此时,她的第一次婚姻出现了危机。
他的丈夫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的王立。在她的回忆录里有如下描述:“我没有什么感觉——我不能掩饰自己对男女之间亲昵的厌恶。在少女时代刻下的烙印像电影镜头在我们之间叠现,我反感婚姻生活,我讨厌男人。”
结婚不到四天,刘晓庆去拍电影了。等《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拍完重回北京,再见到王立的时候,已是一年以后。“其时在我心里,离婚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
“我和王立的距离越来越大。他要的是一个媳妇和一个温暖的家,而我要的是奋斗,要的是成功,身心都腾不出一点空来去顾及他。”恶性循环,“有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本来就有心理障碍的我此时更不能接受夫妻间的亲热,王立的满腔热情遭到我前所未有的抗拒。经过长时间的搏斗,他终于恼羞成怒,打了我一记耳光。第二天天蒙蒙亮,我离家出走了。”
刘晓庆住到了北影厂招待所,再也没回过家。
在当时,她的离家出走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刘晓庆离婚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作为“文革”后第一个公开离婚的中国电影明星,刘晓庆的绯闻成为几亿人的谈资。
“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戳我的脊梁骨,对我指指点点,他们不厌其烦地打听我和丈夫为什么争吵,为什么离婚,盘问一切细节。这些话立即被作为新闻广泛传播,传回来时已加工得面目全非。”
让她恐惧的是她成了一个作风不正的第三者。“时常有人突然破门而入闯进我的房间里‘看看’;时常有人在深更半夜找男同事接电话找到我的屋子里来;每次我送男客人穿过走廊,背后总是传来窃窃私语,向我们投过来审视的目光;几乎所有到过我屋子的男同事都成了嫌疑犯。还有人当面问我:‘听说你床上功夫特别好?’”
时隔多年,谈到当时的处境时,她回忆说:“我那个时候没意识到一个电影演员,所谓的娱乐人物,是不能有个人秘密的,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粉丝和影迷的。我当时迟迟不能接受这一点,一直在和这种不能改变的现实作艰苦斗争。”
在焦虑和不安中,刘晓庆接受了上海《文汇月刊》梅朵、余之的提议,为自己写一本传记。她在西苑饭店开了一间房,拔掉了电话,花三天时间写了《我的路》,发表在1982年第6期《文汇月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