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做客杨澜访谈录 自曝只愿拍牛人(图)

导演陈凯歌

陈凯歌：他要是有牛人，我就愿意拍

　　图文来源：《杨澜访谈录》节目组

　　他，苛刻挑剔

　　陈凯歌：他要是有牛人，我就愿意拍。

　　他，口无禁忌

　　陈凯歌：这不但是反人性，而且是反人类。

　　他是很多人眼中的电影枭雄

　　陈凯歌：反对的声音很多，可是我没有动摇过

　　他是很多人心中的柔情汉子

　　陈凯歌：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鏖战影视圈多年的，他用电影语言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实

　　陈凯歌：拍戏拍了这么多年，越平凡越朴素的东西越容易让我感动

　　目前我们在大银幕上看到的作品很大部份都出自中国第五代导演之手，而在第五代导演中，带着浓厚文人气息的陈凯歌一直为公众所关注。这些年，他的作品，他的变化，都如实地展现了一个电影人的努力和执着，他，有最初的破冰，也有途中的迷茫；有成功时的张扬，也有失意时的淡定，虽然，他过度的真实有时会让他备受苛责，但是，这也正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他以文人的情怀拍着商业的电影，他曾经说，做大片与其说是救市，不如说是顺应潮流。但陈凯歌的电影似乎命中注定和“潮流”两个字无法息息相关；他是商业战场的一介书生，他的电影语言可能不会让人惊艳，但却能让人品出悠悠茶香。

　　电影的灵魂是人物

　　陈凯歌导演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情有独钟，从过去的《霸王别姬》《梅兰芳》到现在的《赵氏孤儿》都跟中国的戏曲文化，历史故事有很深的渊源。在别人看来，陈凯歌在电影的选材上似乎总是不合时宜，但是他对这个问题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电影选材不是只关注所选故事的经典与否，电影的灵魂是故事中的人物，只有活生生的人物才会真正打动观众。所以他选材的标准是看故事中有没有牛人，只要有牛人，他就愿意拍。这也是他这次选择“赵氏孤儿”这个题材的原因。

　　陈凯歌：我想在拍《霸王别姬》，人家就说，说张国荣演的(程蝶一)属于不合时宜。然后又说，十三燕，《梅兰芳》里王学圻演的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可是都让观众挺喜欢这两个人，所以我就想到一点，就是我是不是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为什么不选择不合时宜的人来拍，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是那么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们这社会就是挺没劲的，我就有这种感觉，我觉得那比如说，做人没棱角，美其名曰叫(元戎)。然后活的挺计贼，这叫美其名曰叫智慧，所以我就让我想起苏东坡，这是让我特别崇敬的一个古代的作家，这人是我觉得他是千古第一人，他写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原来有一朋友这个朋友小的时候，任侠，就是学击剑一心要以一把剑匡复天下，失败。接着又读书，苦读，希望用书来帮助天下的政治，也失败。他最后，就山里住着去了，但是每天晃晃悠悠带着一个古人那么一个方帽子，实际上人家叫他方山子，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原来曾经很有钱，后来呢，贫穷，可是看他的妻儿面有得色，就是脸上都是面前的神色。我喜欢这样的人。

　　所以呢，我觉得《赵氏孤儿》确实是一个经典名著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它是不是经典名著没关系，真正打动我的呢，还是人物。因为我觉得电影的灵魂说到底是人物，就是说要看这个故事里有没有牛人，他要是有牛人，我就愿意拍，

　　你比如说，举例来说这《霸王别姬》，《霸王别姬》就是因为有(程蝶一)这个人，我认为他是一个牛人。十三燕呢，在《梅兰芳》里也是一个牛，可是梅兰芳其实也是个牛人，我没有完全拍出来，各方面的原因，我自己的原因，也有限制和家族还在，另外，他有一个冠军就是抗日这样的事。所以我自己觉得，我选择题材，可能就是一个特简单的标准，就是我觉得，我要看这个故事有没有牛。

　　杨澜：所以《赵氏孤儿》其实原先就是在说，无论是戏剧里的表现，他主要的这个牛人当然是程英，但是他取得他大义凛然，忠义之士，割舍自己的挚爱，然后为了一个义气，为了一个名节。

　　“赵氏孤儿”这个历史故事放在当今时代有很多地方是有悖常理的，可能不会轻易被观众所接受，怎么让观众去相信这个故事，怎么让这个剧本回到常态上来，怎么让这个故事完全合理，这些都是陈凯歌导演面临的问题。他用两年有余的时间去揣摩故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把一个个的坎都想通，最后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故事。他觉得拍电影就是和自己斗，斗着斗着那些所有虚假的想法就全都走了。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真实的，那么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真实，陈凯歌认为这个过程叫物我统一，其实我们在处理外面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同时也在面对自己。以我们的心我们又会怎样对待这件事。这个过程虽然很难很辛苦但是在陈凯歌导演看来这才是他拍电影的乐趣所在。

　　陈凯歌：苟且小人，咱们还不该奋起改变一点什么，所以他是主题先行，这个故事呢，在我们今天人的看来，它不具备任何的可信度。

　　杨澜：就把自己的儿子交出来这件事。

　　陈凯歌：交出来可以，主动交不可以，这不但是反人性，而且是反人类。你想想，一个是人家的孩子，一个是自己的孩子，赵家的孩子该救，自己的孩子不该救，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悖论，这就是一个解决不了的事。我们做这个剧本，其实就是想回到常态上。忠和义这两个字好不好，我认为是好，好字，大忠大义还不好，但是你得让人相信了，过去的为什么说今天的人对于任何正面的那些价值都有怀疑，原因很简单，就是过去高调唱的太多。

　　杨澜：对。

　　陈凯歌：是吧，给大家唱怕了，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说为了一个理想，一个主义，一个目标，可以牺牲无数的生命，而且这个东西到底是有价值的牺牲还是无为的牺牲都说不太清楚，所以大家就排斥。这样呢，物极必反，也把其实忠义中间包含的我们所说的特别正面的积极的东西也都不要了。所以我自己觉得最难的就是这一点。

　　杨澜：在这一点纠缠了多少时间，我想主要可能在剧本的这一阶段。

　　陈凯歌：两年有余。

　　杨澜：你就一直再想，怎么样让一个人把儿子送出这件事变得合理化？

　　陈凯歌：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相信程英会牺牲自己的儿子。而且，就是说在故事上，你得让它完全合理，你先别讲主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好故事里头一定有一个好的主题，但有好的主题未必有好的故事。这个是很通常的一个规律，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常识上来去，中国这一两百天，因为国事衰弱，所有人都想创新，从知识分子到老百姓都觉得自个儿这一套不行，最忽略的就是常识这两个字。其实常识这个概念，是老子《道德经》首先提出，你看李大钊，字守常，你能守住这个平常是最难的。做事的时候，你要首先想到我要按常识做的时候，他可能成的机会大，你老想创新，这事不行。

　　杨澜：所以说在磨剧本的时候，这两个坎儿实际上是你必须要想通的一个事。

　　陈凯歌：没错。

　　杨澜：这个就靠自己这么生想。

　　陈凯歌：我自己过不去，就是想想也跟别人讨论，也跟陈红讨论，然后再放一放，再想，始终想找到一个比较希望接近真实的这么一个故事。

　　杨澜：有没有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灵光乍现的时候，让你突然觉得想通了。

　　陈凯歌：所以我觉得拍电影，你是跟谁斗，就是跟自己斗。你要斗的对象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这个斗着斗着你那些所有虚假的想法就全都走了。虚假的故事也都都了，然后你还原成一个，咱不在这儿做知识分子的讨论，知识分子，你说什么叫真实，可能这世界有没有真实。这就没法说了，咱们承认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真实的，那么这个你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真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为什么说叫物我统一，其实你在处理外面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同时也在面对自己，以你的心你会怎么对待这件事。

　　杨澜：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顿开，或者顿悟有没有这样的某一个事情，或者是某一天突然想通了？

　　陈凯歌：因为磨的太多了，磨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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