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与莫里哀的喜剧创作相同点主要表现在两者创作的第一阶段。
首先，两者在创作的第一阶段有着相似的经历，即是都曾流转于社会各个层次，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收集了不少的不同阶层的写作素材为后期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此外，两者在第一阶段都有过闹剧的创作。前者有《错误的喜剧》、《驯悍记》，后者则是在此期因剧团周转的需要而进行了不少的传统闹剧创作。
随着创作的深入，二者在后两个阶段的喜剧创作中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喜剧创作风格。
西方的喜剧有着2500年的历史。喜剧的名目众多，但从本质上来看可以将其划分成两个体系——肯定型喜剧和否定型喜剧，前者以浪漫抒情喜剧为代表，后者则以讽刺喜剧为代表。莎士比亚和莫里哀分别是这两种体系的代表。这是两者的喜剧创作的首要性，也是根本性的差别。
莎士比亚在经历了前期的模仿性和尝试性的喜剧创作后，自《爱的徒劳》和《维洛那二绅士》起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喜剧特色之一，情节的独创性和主题的浪漫性。莎士比亚长于抒情的描写，以丰富的词句高亢的赞赏爱情、青春与友谊，同时他偏好以诗化的语言描写大自然的美好景色，如《仲夏夜之梦》中流传着奇妙神话的温莎林苑，贝尔蒙特花园的溶溶月色，世外桃源的亚登森林。正是在这样极富美感的景色下，人物的感情更显得特别的纯真美好。也因此增加了故事的浪漫性。
莫里哀则不同，在后两个阶段的创作之中，莫里哀的喜剧创作表现出了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丰富的社会经历让莫里哀深谙社会上的各种丑恶、不平等现象，加之前期的闹剧创作基础让莫里哀有了改造喜剧的可能。他的喜剧不同于古典主义的悲剧，后者只是间接地反映现实，而莫里哀的喜剧则更直接的描绘现实。而他找到的最能够有利的达到这一反映现实的方式便是讽刺的手法，不论是在《可笑的女才子》中对贵族沙龙矫揉造作、滥用隐喻的谈吐的抨击，还是在《太太学堂》中对修道院教育和封建夫权思想的批判，都明显的体现出莫里哀喜剧创作讽刺现实的特点。在人物的塑造上，两者的差异也较为明显。
莎氏喜剧中的人物大都是被作者予以肯定赞颂的并且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是多面的。黑格尔说：“最擅长描写比较丰满人物性格的英国人，首屈一指的仍是莎士比亚”。的确，在莎氏喜剧中的人物形象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尤其是对女性的描写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如，聪明机智，幽默风趣的鲍西亚，能言善辩、利嘴如刀的贝特丽丝，活泼开朗、调皮狡黠的罗瑟林。她们身上不仅有着相似的美貌，还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
相对而言，莫里哀在人物塑造则更加明显的表现出了类型化的特点，这与他在一定程度上遵照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有一定的关系。他着重刻画同类人物的共性特征，如单一的伪善典型——达尔杜弗，与之相似的堂璜。其次，他还着重细节上的渲染，大肆的铺张，以此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这样说不是对莫里哀的否认，毕竟在莫里哀的笔下存在着许多如阿尔巴贡一样有名的文学人物形象。
喜剧离不开欢笑，怎样制造笑点，两人的喜剧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技巧。
莎士比亚偏好在复杂多变的故事情节，多条线索的交织中制造矛盾、冲突，以达到喜剧的效果。尤其喜欢用面貌的相似、乔装改扮、设圈套开玩笑的手段人为的制造妙趣横生的剧情。
而莫里哀则善于以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某种引人发笑的怪癖或恶习，并且让这些怪癖或恶习在剧情中集中反复的表现。以此给观众造成一种由先见到那些怪癖或恶习的不快迅速转变为欢愉。同时，莫里哀在喜剧语言的运用上不同于莎士比亚优美浓郁的语言，善用一些社会生活中的俚语、双关语、俏皮话、不谐音字等来增加喜剧的效果。
此外，两者对喜剧所追求的目的也不一样。
莎士比亚的喜剧，矛盾冲突不尖锐，结局多是皆大欢喜的。因此，他的喜剧带给观众的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欢乐。
莫里哀的喜剧则偏向于古典主义的要求，即是冲突明显集中又强烈。由于他的喜剧是以讽刺作为主基调，着重反映社会现实的丑恶面，因此，他的喜剧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笑，还有沉甸甸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