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音乐该如何发展？王露、罗伯夔、郑觐文这样说。
倾情复古，竭力排外——孙鼎与童斐之说
1911年孙鼎发表《中国雅乐》一文，对学堂乐歌之曲调多取自欧美深表不满，并将“吾国近世音乐，有退无进”直接归咎于此。作者提出另一条“复兴雅乐”的思路， 以古希腊学术在近世的复兴喻指当今复兴雅乐为中国音乐复兴之必由之路，且对此充满无限热忱与期待。
1917年，在刘天华早年任教的江苏省省立师范学校担任校长并与刘氏交谊颇厚的童斐，在其《音乐教材之商榷》一文中，将当时新型音乐教育之废宫商之名、弃工尺之谱而改用洋谱洋名的现象称为“尊人蔑己”。他对新式教育和学堂乐歌的反对也非常激烈。
▲孙鼎先生
“中夏大雅之亡久矣”——王露之叹
王露是20世纪上半叶名重一时的古琴家，他虽有留学日本专习西方音乐之经历，但其审美情趣和感性目光始终不为所动，独独对我国传统音乐有精深理解和深切感情，且抱定复兴国粹理想，矢志不移。
1920年，王露在北大音乐研究会编《音乐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音乐泛论》, 针对当时中国音乐界西风日盛、国乐不彰的现状表达忧愤之情；同年稍晚，又发表《琵琶审音发微》一文，重申他对我国古乐顶礼膜拜之情，并将国乐复兴的希望完全寄托于“黄帝至孔子以来礼乐之正宗”之上。
同年，王露又针对当时之“兼收并蓄”、“中西合璧”之说，乃作《中西音乐归一说》以驳斥之，亦断言中西音乐断无“归一”之可能：“中西音乐因有地异、时异、情异之别，虽有改良方法，强使归一，其实终难归一也。”
▲王露先生
“国乐神明，远胜西乐”——罗伯夔、祝湘石之说
在“国粹主义”思潮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音乐“实甲全球”， 远胜于西方音乐。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罗伯夔在一篇题为《我之音乐大同之理想谈》的文章中写道：“中乐经吾国数千年之神明制造，递衍流传，其精深微妙远出西乐之上。”
1924年，罗伯夔在对萧友梅作曲之《卿云歌》进行评论中，不仅以华美之词颂扬中国音乐“发达最先，为地球冠”，更对当时我国音乐创作中“中西结合”的理论与实践阐发了他的见解：“中国音乐……竟为欧化所移。是不尊重其国粹，而为文化之厄运也。”
▲萧友梅
罗伯夔认为，借用外来音乐元素制作中国国歌、“为欧化所移”的行径斥之为“文化之厄运”。他提出的根据依然是中西音乐各有疆界、互存鸿沟，既不容混淆，亦无法融合；否则，即为“以夷乱华”也。
另一位从事中西音乐比较研究的祝湘石，对中西音乐在律制、音阶、乐器等方面作了一番简单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音律远胜于西方音律。但这位祝湘石先生对中西乐理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存在重要缺陷，以此为据来为其“国乐远胜西乐”的主张提供支撑，恍若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