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耐人寻味的是导演对地主列文这条支线的态度:与安娜有关的情节被“搬”上了舞台,如果整部电影是一次彻底的实验,那么,把与安娜平行的列文的故事也融入到这个舞台上,是更有难度的挑战,而导演却避重就轻地选择了乡村实景拍摄。城市与乡村、舞台与自然的对照也无不妥,问题是它们彼此神离,搞得这电影好像被劈成两半。这样,作为观众的我们简直有理由怀疑导演是个投机者——他用别出心裁的形式战胜了人们的阅读记忆和审美习惯,但是当这种形式遭遇到表达瓶颈时,他又狡猾地回避了。
在众多改编版本里,最广为人知的两个“安娜”是嘉宝和费雯丽。嘉宝分别在1927年和1935年扮演过安娜。这些年,银幕上来来回回许多个安娜,让人着迷的各有各的亮点,而失败的安娜则是相似的:不是随便一个女演员穿上一袭黑色晚装跳起玛祖卡,就能倾倒观众的。所以,乔·怀特使尽解数让渥伦斯基爱安娜,可观众的眼睛多么雪亮,任《安娜·卡列尼娜》掀起喧嚣话题,肯进影院埋单的却那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