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电影圈
“我常跟年轻人说,做一个工作有两点最关键:第一是你喜欢的,第二是你有能力做到的。我肯定不喜欢做宣传,做下去如果做得好加我薪水我又舍不得走,到时每天怨气冲天,过了几年就变大姐了,不愉快,很臭脾气也走不了。”施南生本来打算在“丽的”做满六个月宣传就走,但与一班编导混熟之后,制作部总监麦当雄认为她更适合做制作,便调她到制作部做节目副总监,这回施南生才算真正踏进电影圈。 “我是78到81年在‘丽的’,那个时候正是新浪潮,很多人都是这几年拍他们的第一部、第二部电影。很多天子骄子都在‘无线’菲林组,‘丽的’做得很成功,第一次收视把TVB打下来了,可惜后来股份卖给澳大利亚人,大家也就散了。麦当雄出去做电影公司,叫我去参加;许鞍华和陈韵文拍《撞到正》也找我,说要拍一个全女班,叫我做制片。但我一直没有,那几年电视台干得很辛苦,我说要好好休息,我不想答应谁。
施南生
上世纪80年代初,麦嘉、石天、黄百鸣的奋斗公司得金公主院线资金支持,改组为“新艺城”。三兄弟想大展拳脚,却又不愿再拍《咸鱼翻生》、《疯狂大老千》那类民国功夫戏,恰好当时新浪潮崛起,拍出不少耳目一新的凌厉佳作,新艺城就想找新浪潮导演合作。“怎么找新浪潮?他们买了一份平常根本不会看的《电影双周刊》,装模作样的,先把徐克,章国明这些名字搞清楚。一打听,谭家明在嘉禾,章国明去了邵氏,还好吴宇森(执导了新艺城创业作《滑稽时代》)跟徐克认识,就介绍大家谈谈看。我记得是在半岛酒店,当时很流行在那里喝茶,就看到石天麦嘉跳过来了,两人穿得一摸一样,都戴着皮帽子,穿着毛皮小夹克,牛仔裤,喇叭的。我和徐克装得很热情。等他们走了之后,我就说,怎么穿得跟黑社会一样,当时电影界有很多黑社会就是这样穿的,哈哈。后来大家熟了,一次去他们公司玩,觉得真的很奇怪,麦嘉、石天都是天黑才上班,黄百鸣好一点,除了一个小秘书,就没什么人了。我就想,这个公司弄不大的,得找个人管管。”
施南生与徐克
施南生没有想到,后来成为新艺城“管家婆”的居然是她自己——“他们说徐克旁边那个妞挺有型的,就找她这样的。结果黄百鸣来找我,说新艺城前途不得了,正在起飞,他是很会说,但我们做管理的很严谨。我就问,你们公司一年的营业额是多少?他不懂回答,就说:你觉得呢?那你们一年拍几部电影,多少生意,多少预算呢?他说目前现在我们还没有,我说你们打算有什么规模,规模多大?他只好又说:你觉得呢?后来黄百鸣跟我讲,这些他们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想找个人来管。我本来想跟他们多熟悉、了解多一点再说。但徐克已经帮新艺城拍了第一部戏《鬼马智多星》,票房很好,还得了金马奖,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结果有一天黄百鸣就跟我说,我把你这个月的薪水存到你银行户口里了,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就赶快去上班了。
新艺城除了麦嘉、石天、黄百鸣和徐克施南生夫妇外,又有曾志伟和泰迪罗宾加入,最终凑成七人小组。群雄皆耽于创作,只有施南生负责日常行政和制片管理,在这方面,她是从零做起,一手设计了新艺城制片的行政管理模式。“新艺城制片部以前没有制片经理,以前每部戏都是部头的,投资公司那边派来一个会计,拍戏时就拿一包钱给你用。一开始我不太熟悉电影的流程,后来发觉电影制片虽然跟电视不太一样,譬如电视是每天一定要拍什么,电影则不一定,但基本差不多。我在电视台时,一天有十几组人在外面拍戏。每个副导演包里面都拿了几千块,几万块,他自己工资才两千。我不是说这有什么坏处,但万一他把钱丢了,你信他?你罚他?你要他还?你要他命!所以电视台建立一个制度:签名。比如今天新来了个临记,他不会跑,你认得他就好了,一个月结一次帐,把现金减得最低。我对电影不熟,就先用影印的手写的,试试看。把这个制度试好了,我们才一式三份印刷印出来。他们制片当然不高兴,人是奇怪的动物,改了他的习惯就不高兴,管它好还是不好的。我知道一定会有抗拒的,但我很决心做这个事情,尽量跟他们协调。结果二十几年后,那个表还没有改过来,哪个开工拍戏了,就把那个LOGO盖住,放上自己的LOGO,又印一批一样的。现在还在用,我就很诧异,二十几年了,应该有改良的空间吧。” 当年新艺城获得“金主”金公主全力支持,需要钱只要打电话,那边马上摆好钱等你来拿,但施南生深知,拍戏必须做预算,必须要向院线负责,至少有三个大的档期一定要给金公主供片。“通常新年、暑假、圣诞有四到六部戏,还有小期,像中秋,我们就会规范起来,譬如一年一亿的预算,我怎么分配?大的多少,中的,小的,人手方面的。所以就要排出来一个时间表,先是你拍,主演是谁,摄影是谁,剪辑是谁,拍完差不多,这一轮摄影师是这几个,通常过完年就开工,差不多就是暑假或者年底的戏。暑假之后秋天正好拍戏,拍明年、过年的戏,节奏都是这样的,我发觉过了三十年都是不变的。当然也有例外,但是一般有规范的公司,差不多都是这样。” 在施南生的努力下,公司的行政、预算、制片等环节都有了全新的规范,新艺城开始步入正轨 。